Bitaigen Research 我們在本文中將帶您走進 Jane Street，這家在全球量化交易領域舉足輕重的公司。透過剖析其業務模型、市場滲透與營運效率，協助您把握其在金融生態中的獨特地位與競爭優勢，揭示為何它能在華爾街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Jane Street 到底是何方神聖？
在華爾街的光鮮亮麗背後，隱藏著一家只有約 3000 人的公司，卻在交易收入上超過了花旗與美國銀行的同業部門。2024 年，它的淨交易收入達到 205 億美元（約合 6 560 億新台幣），而花旗與美國銀行的對應數字分別是 198 億美元（約合 6 336 億新台幣） 與 188 億美元（約合 6 016 億新台幣）。員工規模僅約 3000 人，卻實現了近 7 億美元（約合 224 億新台幣） 的優勢，這種效率在金融產業極為罕見。（依據臺灣金管會相關規定，請自行評估法規風險）
參考：MSTIMES
2025 年第二季，Jane Street 的淨交易收入已攀升至 101 億美元（約合 3 232 億新台幣），全年累計 240 億美元（約合 7 680 億新台幣），持續領跑華爾街主要銀行。相較之下，Citadel Securities 2024 年約 97 億美元（約合 3 104 億新台幣），Virtu Financial 約 29 億美元（約合 928 億新台幣），Flow Traders 約 5 億美元（約合 160 億新台幣），Jane Street 的規模至少是它們的兩倍。（依據臺灣金管會相關規定，請自行評估法規風險）
市場滲透度
- 在美國上市 ETF 一級市場佔 24%，債券 ETF 交易量佔 41%；
- 歐洲 ETF 二級市場份額 17%；
- 月均股票交易量約 2 萬億美元（約合 64 萬億新台幣）；
- 在美國期權市場約佔 8%（Options Clearing Corporation 全部成交量），北美股票交易份額超過 10%。
換句話說，普通投資人在買賣 ETF、期權或股票時，極大概率的對手方都是 Jane Street，儘管多數人並未意識到它的存在。（依據臺灣金管會相關規定，請自行評估法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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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窗小屋到全球量化巨頭
1999 年，四位創始人——Tim Reynolds、Robert Granieri、Michael Jenkins 與 Marc Gerstein——在紐約租下了一間沒有窗戶的辦公室，開始從事 ADR（美國存託憑證）套利。ADR 本應與母公司股票等價，但時區差、匯率波動和資訊延遲常導致細微價差。四人憑藉演算法與極速執行在這條縫隙中獲利，奠定了公司最初的商業模式。
最初公司可能以 “Henry Capital” 註冊，2000 年 8 月更名為 Jane Street。創始成員中三人曾在 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SIG）工作，離職後創業。SIG 曾因「竊取專有資訊」將 Jane Street 起訴，雖未結案，卻讓公司從一開始便對外部曝光保持高度警惕——沒有媒體採訪、沒有業界大會演講，甚至連 CEO 也不存在。
轉向 ETF 的關鍵決策
進入 21 世紀初，Jane Street 將業務重心轉向當時仍屬小眾的 ETF。ETF 在 2000 年代初流動性薄、參與者少，幾乎沒人問津，正好符合公司對「低競爭、易捕捉價差」市場的偏好。公司以做市商身份同時提供買價與賣價，在毫秒級別完成資產定價、庫存管理與全球持續營運。憑藉高效演算法，Jane Street 成為 ETF 市場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之一，伴隨 ETF 規模從幾千億美元暴漲至十幾萬億美元，公司的影響力同步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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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組織：OCaml、謎題與無 CEO 結構
Jane Street 的總部位於曼哈頓 250 Vesey Street，辦公室裡擺放著二戰時期的 Enigma 加密機——這不僅是裝飾，更是公司對「密碼與謎題」文化的宣言。
核心交易系統使用 OCaml 編寫。OCaml 是一種函式語言，擁有強型別系統，在金融領域幾乎無人採用。截至 2023 年，Jane Street 的 OCaml 程式碼庫已超過 2500 萬行，相當於大型強子對撞機程式碼量的一半。強型別在編譯階段即可捕獲大量潛在錯誤，降低了因程式缺陷導致的巨額損失風險。然而，這也使得離職員工在其他公司難以直接遷移其技能，形成了技術層面的護城河。
公司沒有傳統的 CEO、VP 或 Managing Director 等頭銜，也不設層級分明的官僚體系。約 30‑40 名資深員工 透過管理委員會與風險委員會共同決策，持有約 240 億美元（約合 7 680 億新台幣） 的公司股份，既是所有者也是營運者。所有員工的薪酬與公司整體利潤掛鉤，個人交易績效並不直接決定獎金，避免了因個人追求高額回報而產生的過度風險。
2024 年，約 3000 名員工共計獲得 140 萬美元（約合 4 480 萬新台幣） 的薪酬。公司對外招聘時強調的不是金融背景或程式設計經驗，而是「是否熱愛解題」。實習生職位年薪 30 萬美元（約合 960 萬新台幣），合約期 4 個月，面試環節以機率、博弈論、期望值計算等數學題目為主，只有極少數申請者能進入面試。
公司不簽署競業禁止協議，認為競爭優勢源自整體文化與系統，而非單一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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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人物與戲劇性瞬間
SBF 的 Jane Street 之路
2014 年，MIT 畢業生 Sam Bankman‑Fried（SBF）以 30 萬美元（約合 960 萬新台幣） 的年薪加入 Jane Street，隨後在公司度過了三年。面試中，他面對的並非傳統的履歷審查，而是一連串數學與博弈題目，快速判斷並執行的能力成為他的核心競爭力。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Jane Street 讓 SBF 負責構建一套提前預測選舉結果的系統。系統在關鍵州比 CNN 提前數分鐘至數小時給出投票傾向訊號，團隊因此在選舉夜做空標普 500 並持有數十億美元空頭倉位。凌晨時分，系統顯示佛羅里達州傾向特朗普，團隊迅速賣空，帳面利潤一度達到 3 億美元（約合 9 600 億新台幣）——公司歷史上單筆最大盈利。
然而選舉結果公布後，市場因特朗普被視為親商候選人而反而上漲，空頭倉位被迫平倉，導致同等規模的 3 億美元（約合 9 600 億新台幣） 虧損，成為公司歷史上單筆最大虧損。Jane Street 並未懲罰 SBF，而是認可其模型的準確性，只是對市場反應的判斷失誤。SBF 隨後離職，創立 Alameda Research 與 FTX，繼續在加密領域掀起波瀾。
校友網絡的延伸
FTX 崩盤後，人們驚訝地發現多位 Jane Street 前員工出現在事件核心：SBF 本人、Alameda CEO Caroline Ellison、Gabe Bankman‑Fried，以及後續創立 Modulo Capital 的 Lily Zhang 與 Duncan Rheingans‑Yoo。Jane Street 的人才培養體系顯然在加密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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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糾紛與監管風波
印度期權爭議
2024 年 2 月，兩名 Jane Street 交易員離職加入 Millennium Management，隨後公司起訴其竊取價值 10 億美元（約合 3 200 億新台幣） 的專有印度期權策略。該策略在 2023 年為 Jane Street 帶來超過 10 億美元（約合 3 200 億新台幣） 的利潤。訴訟於 2024 年 12 月以保密和解結束，但曝光的策略引發了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的關注。
SEBI 於 2025 年 7 月發布 105 頁臨時禁令，指出 Jane Street 在 Bank Nifty 期權到期日的上午大量買入成分股與指數期貨，隨後在下午拋售，製造指數下跌以獲利空頭期權。數據顯示，2023‑2025 年間，公司在指數與股票期權上累計盈利約 40 億美元（約合 1 280 億新台幣），而在股票期貨上淨虧損約 7.2 億美元（約合 230 億新台幣）。2025 年 7 月 4 日，SEBI 暫停其在印度的全部交易資格，隨後在 7 月 21 日允許其在接受進一步調查的前提下復牌。Jane Street 在內部備忘錄中否認指控，稱其行為屬於正常的指數套利。（依據臺灣金管會相關規定，請自行評估法規風險）
Terraform Labs 與 UST 事件
2022 年 5 月 Terra USD 與 Luna 崩盤後，2026 年 2 月 Terraform Labs 破產清算人 Todd Snyder 在曼哈頓聯邦法院起訴 Jane Street，指控其利用內部資訊在 UST 流動性危機前抽走約 8500 萬美元（約合 2.72 億新台幣），與 Terraform 合計抽走 2.35 億美元（約合 7.52 億新台幣），導致 UST 脫鉤。訴狀稱 Jane Street 的操作幫助其在崩盤前數小時平掉潛在風險敞口。
Jane Street 對此回應稱訴訟是「絕望的敲詐」，並將責任歸咎於 Terraform 創辦人 Do Kwon 的詐欺行為。Do Kwon 已被判刑並支付巨額罰款，但法院仍在審理 Jane Street 的具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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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的獨特之處
Jane Street 的辦公環境充斥著遊戲音效與幽默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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